教师心声：何时告别名利场？

今天的学校，需要洗净铅华；社会的“师道”，需要返璞归真。课时、论文、公开课、评分……在论及各级学校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等弊端时，我们的老师实际也被置身于另一个指标争夺名利场：在形形色色打着“科学”旗号的量化考核背后，挂钩着教师们的职称、晋升、身价……

这些指标，真的符合教书育人的初衷吗？种种评定，真的有益于社会的教育前行吗？在第3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冷静的思考、认真的倾听，也许是最好的礼物。

中小学老师：职业“倦怠”职称“画饼”

因受学生和家长尊敬，教师职业让人羡慕。但与此同时，很多教师却经常抱怨工作压力大，收入低，没有成就感。

辽宁沈阳已工作9年的某高中班主任赵老师说：“教师平时工作很辛苦，不是说强度有多大，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相同的日程。有人说老师一年有寒暑假很幸福，但我们平均每天比其他常规的工作岗位都要多干三四个小时，因为回家还要备课、批卷。我们的职业倦怠感要比其他行业更早出现。”

与重复劳动交织出现的是成就感的大大缺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当多的老师工作10多年都仅仅是中级职称甚至以下，评上副高就几乎到顶了。

2013年年底，人社部公布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方案，设置从正高级职称到员级5个等级，依次为正高级教师、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三级教师，与职称的正高、副高、中级、助理、员级相对应，并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标准和办法。

然而这项改革的福利却并未显现。在大多数地区，中小学教师无法评正高的瓶颈仍未得到突破，“只是感觉 ‘画了个饼’，以后评正高理论上有希望了，但具体怎么操作还不知道，前途不明朗”。

广州某中学李校长工作超过10年，但至今仍然是中级职称。他说，“中小学老师能评上副高的也是凤毛麟角，有时是上千老师争几个名额。”

高校教师：科研“大过天”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科研”似乎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头等“大山”。

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做科研、评职称占据了普通教师主要的精力。广州某大学教师告诉记者，在她执教的大学，副教授满5年可以申请评教授，有课时、课题经费、文章和三本专著的要求，这对大多数老师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文科课题经费，申请到的几率非常低。

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校教师个性强，精于专业但往往不谙人情世故。在职称评定、奖金分配、项目评审、学术声誉等方面，碰到的利益冲突和困扰，实际上并不比一个普通人少。

湖北武汉某理工院校的程老师说，对她而言压力最大的是科研。有的学校规定8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转岗，还有的学校招人开始不给事业编制，规定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科研任务，才能转成事业编制。

在国内学术界，大量 “高龄”副教授面临着一“副”到底的境遇，工作一辈子到退休甚至去世，都不能转正。以“盛产”年轻教授的武汉大学为例，每年教授名额只有几十个，而教师队伍有3600多人，竞争激烈可见一斑。就在2012年，武汉大学一位副教授为评定职称，与评委会教授大打出手。

量化指标：背离“教书育人”初衷

广州岑村小学教师林美娟工作20多年，放弃职称评定，不写一篇论文，拒绝上公开课，却在今年的教师节被评为广州市天河区的名师代表之一。

自2007年起，林美娟多年来一直坚持只身前往青海玉树高原藏族地区支教；2010年，林美娟在别人不可理喻的目光中怀着“城乡结合地区的孩子更需要我”的信念，毅然放弃市中心名牌学校主动申请到相对偏僻的岑村小学任教，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林美娟对记者说：“评职称，写论文，上公开课，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所做的这些其实并不是为了孩子好，而是为了自己好。我只做一切为了孩子好的事情。”

事实上，传统对老师考核种种不合理的量化指标所产生的积弊，越来越被有关部门所认识。广州市天河区今年创新名老师评选办法，打破常规名教师选拔认定的固有框架模式，取消年龄、职称、论文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注重考察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

专家呼吁，好老师的评价标准应打破职称、论文、课时等量化指标的考核，建立回归教学育人本质的合理标准。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王 莹 廖 君 仇 逸（据新华社广州9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