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泄密事件主角

“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人被阻止回家，或是去一个想去的地方时，肯定会有极大的失落感。对于我来说，虽然失去了自由出行的权利，至少现在，我每天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当把头放在枕头上，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很困难，但我感到欣慰。”

5月29日，面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记者，“棱镜门”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在播出的长达40分钟的采访中，口齿伶俐、思维敏捷。而他的脸上，带着一年前将他介绍给全世界的《卫报》视频中，所没有的释然和轻松。

2013年6月，英国《卫报》刊登报道，讲述了“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泄密事件的主角”斯诺登的经历，并曝光了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

撰写文章的，是已经离职的《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就在斯诺登接受NBC专访的前两周，格伦的新书《无处藏身：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的监控活动》在英国出版。

这本书涉及“大量来源于斯诺登给出的文件的新故事”，也第一次向全世界描述了格伦与斯诺登在香港的那段“胆战心惊”旅程。差点错过史上最大泄密案

早在2012年12月1日，格伦就收到过来自斯诺登的邮件。不过当时，发件人以“辛西内塔斯” (下文简称C)自称——同名的罗马农民在公元5世纪抵御外敌入侵，胜利后解甲归田。如今，辛西内塔斯已成为为了公共利益限制甚至消灭个人权利的象征。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写道：“通信的安全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C希望格伦使用PGP加密，然后才会告知格伦“一定会感兴趣”的内容。1991年发明的PGP是一种用来保护网上交流和通信不被监控的工具。

其实，格伦早就打算用加密软件。多年来，他一直在报道维基解密、泄密者、匿名黑客行动，并且与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内的人通信。这些人对通信安全和被监控十分警惕。

然而，对计算机和编程能力有限的格伦来说，这个加密系统异常复杂。而且，格伦经常收到各种人提供的“轰动报道”的线索，而这些线索一旦追查下去“通常不值一提”。

C的邮件并没有一下子引起格伦的重视。

第一封邮件收到三天后，C再度来信。这回，格伦很快回复：“我收到了，正打算着手。我没有PGP，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装，不过会试着找人帮忙。”

当天晚些时候，C发给格伦清晰的PGP安装指南，还叮嘱说，如果需要人帮他熟悉这个系统，“请告诉我。世界各地懂得加密的人我都能方便地联络到”。格伦仍然什么都没做，他依旧不相信C掌握着有价值的线索。

见格伦没有动静，C又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视频：《教新闻记者使用PGP》发给他。

后来，当格伦终于见到了斯诺登，后者描述了当时的沮丧心情：“我准备好牺牲自由甚至生命，将这个国家最秘密机构的几千页绝密文件交给这个家伙，这些文件足以制造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独家新闻，然而，这个家伙却因为怕麻烦而不肯安装加密软件。” “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是认真的”

2013年4月18日，格伦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美国纽约。当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他收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的邮件。“这个星期你在美国吗?”劳拉写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不过最好面谈。”

见面后，在劳拉的坚持下，两人换了两次座位，确保没人能听见，才开始谈话。劳拉告诉格伦，自己有“非常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想讨论，因此希望他要么拆掉手机电池，要么将手机放在宾馆房间内。

格伦发现手机电池无法拆除，便将它送回了房间。随后，劳拉切入正题——她收到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似乎既诚实又严肃。此君声称，有机会获得证明美国政府暗中监视本国和世界公民的绝密文件。他打算将这些文件提供给她，并指名格伦跟劳拉一起披露和报道它们。

劳拉从包里拿出几张纸递给格伦。阅读后，格伦才发现这正是C的两封邮件。“我无法清楚地解释原因，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是认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格伦说。“我也是，”劳拉回答，“从未怀疑。”她认为，应该立刻到香港去，见见信息源。

此前，格伦一直以为C身处马里兰州或者弗吉尼亚。“一个能够窥视美国绝密文件的家伙在香港做什么?”格伦脑中的疑问越来越强烈。而问题的答案，只有C才能告诉他。

之后与C的交流变得顺畅起来。那天，他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我惟一的恐惧就是，”C说，“人们看到这些文件，耸耸肩就过去了，我害怕他们会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我怕白白牺牲了我的生活。”

“我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发生。”格伦回答。但敲完这句话，他却无法为此做担保，多年来报道NSA滥用职权的经验告诉他，想引起人们对国家秘密监控的严肃担忧，并非易事。

不过，“我愿意尽我所能报道这件事。”格伦输入了这句话。这时，他对C的姓名、工作地点、年龄等信息一无所知。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出发去香港前，C给了格伦一些档案，以便于后者了解自己的信息来源。

第一批文件包含25份档案，格伦随便点击了其中一个，只见上头用红字写着“绝密/通信情报/不外泄”。这意味着这些文件是受法律保护的最高机密，显然，它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这个机构60年的历史中，从没有如此高级别的机密文件泄露过。

2013年6月2日，当飞机在香港降落，格伦确定了两件事：第一，C有政治敏锐度，能够识别出重要的文件，他也很理智，挑选、分析和描述几千份档案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C是个典型的泄密者。“如果泄露保密机构向国会公开撒谎的内容还不算泄密，那还有什么算呢?”

飞机落地前，格伦读的最后一份文件写着“自我陈述”。这份内容包含了其他文件都没有的信息：C的真名实姓。

“我知道我会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让这些信息回归公众意味着我的末日……我曾经目睹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社保号码*****CIA化名“*****”CIA身份编码*****

前高级顾问/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司掩护

前陆军校官/美国中央情报局，外交掩护

前讲师/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司掩护。

“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的内容，只能成为新闻里的内容”

按照格伦的原计划，他与劳拉入住宾馆后，就会与斯诺登见面。不过，当他在房间打开电脑，在加密的聊天程序中找到斯诺登后，后者表示，“如果你们晚上过来的话，比较容易引起注意。两个美国人在晚上登记入住本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会很快被人们注意到。如果你们早上过来，会显得自然点。”

于是，见面时间推至第二天。6月3日，坐进前往斯诺登所住宾馆的出租车后，一向话多的劳拉却不愿意说话。下车后，她才悄悄告诉格伦，自己担心“出租车司机是密探”。

当出租车停在了米拉(Mira)酒店门口，格伦被酒店的豪华程度“小小地震惊了一下”——斯诺登竟然选择了这个价格昂贵，一个晚上就要几百美元的地方。

徘徊了15分钟以后，两人才抵达事先约定的见面地点——位于酒店三层的一个会客厅。地点是斯诺登选定的，这里既可以避免他所谓的“人潮”，也不会特别隐蔽，等人的话很容易被注意到。

按照斯诺登的见面计划，他们在三层询问遇到的第一个服务员，这里是否有一间营业的餐馆——这样做，是为了给在附近徘徊的斯诺登一个“我们已经来了”的信号。

之后，两人走入会客厅，坐在沙发上等候。“接头”时间有两个，10时和10时20分。如果在10时02分斯诺登没有进入会议室，那么两人需要离开这个会客厅，等到10时20分再进来。

“我们怎么能知道哪个人是他呢?”格伦问劳拉。“他会拿着一个魔方。”劳拉说。格伦笑出了声。“这种情况太奇怪、极端、不可能了。我想，这是发生在香港的超现实主义的国际惊险小说。”后来，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但也因此，格伦轻松不少。

安静等待了5分钟后，没有人进来。两人马上离开，在附近的一个房间又等待了15分钟。10时20分，他们再次进入会客厅，坐在沙发上。沙发面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格伦不用回头，也能看到后面是否有人靠近。

两分钟后，有人进屋了。镜子中出现了一个男人，看起来似乎很年轻，穿着白色带有几个褪色字母T恤衫，牛仔裤，戴着时髦的书生眼镜，留着山羊胡子，看起来刚刚打理过。他的左手，正快速地转动着一个魔方。

格伦马上站了起来，对面的斯诺登对他说：“你好。”但没有伸手与格伦握手——按照计划，这次会面应该装成“偶然”遇到的样子。“那么，跟我走吧。”斯诺登说。他有些紧张，很明显能看出来。

乘坐电梯抵达10层，斯诺登从钱包中拿出钥匙卡，打开门。“请进!”他说，“很抱歉有点乱，但是我基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不会离开房间。”

三人坐定，斯诺登突然提起安全问题，坚持让格伦把电池拿掉，或者把手机放在房间的冰箱中。“那样至少会消音，让偷听更困难。”斯诺登说。

在格伦把手机放进冰箱的时候，斯诺登从床上拿了一个枕头堵住了门下方的门缝。“这是为了提防走廊里路过的人。”他解释。“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的内容，只能成为新闻里的内容。”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我将一个一个地问你，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开始吧。”格伦说。

“可以。”斯诺登语毕，格伦感觉到，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采访进行了5个小时。

根据斯诺登的讲述，他是5月20日从夏威夷抵达香港的。与格伦想象的不一样，斯诺登不仅用自己的名字登记入住米拉酒店，还用自己的信用卡付账。

对于如此公开的举动，斯诺登解释称，因为自己的行踪迟早会被政府、媒体和每一个人详细知道。“我不打算隐藏什么，或者隐藏我是谁，”斯诺登说，“所以我没有理由躲起来，为阴谋论或者妖魔化我的行为提供理由。” “每一步都走得像一个偏执狂”

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扔出了第一颗舆论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

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而远在香港的格伦，则继续按照计划和斯诺登见面。当走进房间，他发现斯诺登正在收看CNN。电视荧幕上，嘉宾们正为这一切愤愤不平，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公开谴责大规模监听。

“我看了你的报道，每个人都知道了。”斯诺登显得很兴奋。而此时的格伦，脑子里却明白，伴随着披露信息的增多，斯诺登的自由也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之后的几天时间内，斯诺登引发的舆论风暴继续发酵，而他本人也变得对安全越来越谨慎。每当格伦进入房间，斯诺登都会拿起多余的枕头抵住门。而每当他要用电脑给格伦看文件，都会用毯子蒙住头，防止天花板上的摄像头拍到密码。气氛时常变得紧张，以至于有时候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客房部询问是否需要打扫房间时，他们都会被吓一跳。

这种氛围下，格伦也受到了影响。他脑中始终记得斯诺登“确保安全”的提示：永远不要和装满文件的电脑、存储器分开，以免被篡改，或是被偷走。于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格伦永远背着他那个沉重的双肩包。“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像一个偏执狂，不时地回头，每当有人经过，我都会更紧地抓住背包。”在书中，格伦这样描述道。

2013年6月6日，格伦刚踏入斯诺登的房间，斯诺登就立刻告诉他，自己得到了“一点警告”——他夏威夷家中的安全设备监测到，两个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搜查过他家。斯诺登几乎确定，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局已经确认，自己可能就是泄密的信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