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不仅是诗人，更是钟表商！

吵吵嚷嚷的2016 巴塞尔钟表展一号馆旁，是有点冷清的二号馆，这里容纳了几家没有在主流市场伸开拳脚的表厂——说这里“冷清”也许真的算客气了，真实情况是“萧瑟”，闹鬼古宅的那种萧瑟。要不是走错，我甚至都无法听见这些在钟表界举目无亲的独立业者的悲号：贷款、产能、推广、人脉、债务、广告、现金流……钟表之神给雨季中的小企业家们设下了重重埋伏。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春风扑面的时候，政治家们正在为全球经济的前途吵得不可开交，通往新市场的通途又如此昂贵，握有权柄的老大们又太喜欢给商人看脸色。但这些苦难只属于21 世纪吗？我们不妨追忆一下伟大的先贤伏尔泰，且问问他是如何在为人类开蒙启智之际，又成功经营了一家规模宏大的钟表工厂，搞定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问题。他的企业家名片并没有哲学家名片那么显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下海做买卖的公知并不是只有罗永浩一人。

在18 世纪，把投资钟表生意和哲学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丰特内勒、西塞罗、笛卡尔都曾在学术争论中以怀表作为比喻，以支持著名的“制表师推论”。这个推论将复杂而和谐的宇宙比作钟表，它的幕后则一定有“制表师”——一个智慧的存在，比如上帝什么的。很有趣，伏尔泰打算亲自来担任这个制造钟表的人。老头把自己看成诗人和剧作家。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但他绝对有这样的潜力。他是少见的能把自己的资产打理得非常好的读书人，你可以在他的著作中见到这种自夸：“文人中做到我这样的极少。”

嗯哼。他的业务基地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弗尔尼，其投资涉足农业、制革、制陶和房地产投资，及一家赫赫有名的丝织厂。但在1770年，76 岁的伏尔泰创办了一家拥有1000 名员工的制表厂，一心要与顽固的制表中心日内瓦较劲。他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保护主义相结合，既潇洒又蛮横——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个真正的法国人。

这位伟人为他的生意早已打下了积极的人脉网络：哲学家让·马克·瓦什隆是他的密友，后者更著名的身份是江诗丹顿表厂的创始人之一；巴伐利亚选帝侯、巴拉丁伯爵卡尔·泰奥多尔则是伏尔泰的债务人，他至死都没有偿还欠伏尔泰的25 万里弗，但帮伏总介绍了不少贵族朋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则是大师的仰慕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客户，她多次向伏尔泰发出巨额订单，甚至为表厂进入奥斯曼帝国市场而动用了政府资源。

经济学在18 世纪仍是一门很不受待见的学科。整个欧洲都虔诚于“有债必还，慎借慎拆”这样的中世纪道德。但是伏尔泰却认为负债是企业家的机会：“……这些债务甚至能促进工业发展，把储蓄变成消费。”另一方面，伏尔泰也用自己精明的理财头脑，迫使财务名声不佳的符腾堡公爵一次次向自己借新债还旧债，最终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借款额的三倍。这笔债务长时间维持了他商业事业的现金流。

通过他在贵族世界和欧洲政府中的人脉——他为自己代言，没什么比这个代言人更好的了——他成功地将钟表贩卖至欧洲各国，甚至土耳其、突尼斯和中东市场。伏尔泰同时也是个极会做人情的家伙，从1771 年开始，装载着弗尔尼钟表特产的马车就持续地向凡尔赛宫驶去，路易十五和他的嫔妃是它们的新主人，但是陛下从没有为这些精美的货物付款。作为交换，伏尔泰获得了令人嫉恨的政策倾斜，以及“王室钟表匠”的美名。对于生意经，伏尔泰并没有留下太多著述，他已将这些秘诀实践得很好；而对于时间本身，他却如此啰唆：“世界上哪种东西最长又是最短，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失败，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不用理他，他就是一个好商人，无论他如何轻慢这个身份。伏尔泰先生，冷清的巴塞尔二号馆想念你。

撰文：熊小默

时计，计时器的统称；

时计堂，钟表爱好者的源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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