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近代两个半”外交家中的那一半

著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评价中国近代以来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一个，周恩来一个，还有就是顾维钧，因决策权相比前两位有限而算作半个。顾维钧在北京政府时期担任过驻美、驻英公使，外交、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南京政府时期曾任外交部长，驻法、驻英、驻美大使。他几乎历任民国时期所有重要外交职位，对于民国外交的完整见证和深度参与，少有其他人可与之相提并论。近日，经由顾维钧家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方的共同努力，这位民国外交家的全部档案将第一次以数字化的形式公布给全世界的研究者。

为研究者服务

“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顾维钧先生是一个不可绕开的人物。正因为如此，系统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的顾维钧档案显得尤为珍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如此评价这批存于海外的珍稀文献。顾维钧生前口述的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上世纪80年代翻译为中文出版后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资料，至今仍是许多中国外交官及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书籍，而其完整的多達30万页的档案资料尚存于哥大图书馆内。2014年初，顾维钧家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以及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合作，决定完整复制、整理这批档案，经过三年多的工作，即将首次开放给学者利用。

顾维钧档案的整理工作并非易事。哥大负责将原件高清扫描，形成电子文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编目，使其可以被检索。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哥伦比亚大学副教务长兼总图书馆馆长安·索顿（Ann Thornton）告诉本刊，整理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档案数量极为庞大。这批档案被分装在近300个档案盒中，每盒1000页左右，共计30万页，摞起来有近10层楼高。顾维钧档案是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第二大档案文件，仅次于杜鲁门档案，历史学家杨天石形容这批档案数量之庞大会让研究者“一陷进去就出不来”。在哥大完成的高清扫描耗资上百万人民币，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1位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也进行了一年多紧张的编目工作，初步整理才告一段落。

这批档案包括公务电函、私人信件、会谈记录、备忘录、手稿、照片等多种类型的文件，涵盖了顾维钧全部职业生涯，从留学归国进入袁世凯政府之初，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退休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法官期间。档案几乎涉及民国所有重大外交事件，包括“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李顿调查团、联合国筹建以及国共内战美援问题等。这批档案不仅颇具历史研究价值，许多内容直到今天仍相当敏感。档案中许多文件都标有“机密”“极机密”的字样，这其中就包括一些50年代顾维钧任蒋介石政权“驻美大使”时参与的美台军事合作谈判往来电文。不过，本次整理工作后将会把全部档案无所保留地公开，这既是顾家和哥大的要求，也是社科院从学术开放原则出发的愿望。

参与编目工作的侯中军副研究员说：“项目组成员大多数都英文特别好，我们倾向于选这样的人，因为档案里有大量英文的东西，还有法文的。”顾维钧15岁即赴美留学，进入哥大后仅用了6年多就获得文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国际法与外交学博士三个学位，英文锻炼得极为娴熟。他也颇具语言天赋，在哥大时就曾在拉丁语课上跳级、担任校刊主编。曾为顾维钧做口述记录的唐德刚说他讲一口“流利的，甚至连英美人都赞叹的标准英语”，身为英语语言大师的丘吉尔也在和顾维钧打过交道后为他的英文所折服。顾维钧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以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日记、备忘录、会谈记录等基本都以英文写成，少数为中文、法文，这给档案整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外文文件整理起来有两个困难，一是手迹不好辨识，顾维钧的英文写得很草，我们请一些英语母语者看，有时都无法辨认，我们非常想出版他的日记，但苦于难以辨认;二是一些人名不易考证，顾维钧在许多信函中都以英文名称呼一些中国人，很多还是缩写，如果对方是不太有名的人，查实起来就很难。”侯中军副研究员向本刊介绍。即使顾维钧本人的英文名，V.K. Wellington Koo，许多人都不易反应过来，更何况其他大量的人。当初由英文翻译《顾维钧回忆录》时，人名就是一个头疼问题，翻译组最终整理出了3000多个人名的索引和中英文对照表，如今这30万页的档案中涉及的人名就远远更多。编目不需要全文整理，但至少需要搞清每份文件涉及的责任者，这已是海量的工作。

经过多次开会讨论之后，近代史研究所的顾维钧档案整理小组达成共识，根据研究者利用档案的特点来进行整理工作。“实际的研究当中，学者通常会查阅某一时期全部的相关档案，诸如‘九一八’前后、巴黎和会期间，会看这几个月或几年的全部资料，不会跳着看。”侯中军副研究员介绍道。所以时间是每份文件的关键信息，“如果能精确到天就精确到天，不行就精确到月、季度、年，尽可能提供时间信息”。编目人员在尽力提供时间信息的同时，不再在文件责任人的头衔等问题上陷入过分琐碎的考证。为研究者服务，是本次档案整理的根本目的。

巨大的宝库

巴黎和会期间，时任驻美公使、年仅31岁的顾维钧成为五名中国代表之一。日本企图侵占我国山东主权，顾维钧遂代表中国发表关于山东问题演说，从历史、文化、经济、战略诸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也不可争辩的领土，提出“山东是孔孟的出生地，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块圣地”，绝不可失去。顾维钧精彩的发言获得了美英等国代表的祝贺，演讲被西方媒体争相转载。然而舆论上的同情不能换来谈判上的胜利，日本最终胁迫英、美、法同意将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会议形势对中国愈发不利的情况下，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屡次辞职未获批准，以“旧病复发”为由住进了医院，顾维钧成为代表团实际主持人。重大抉择之际，顾维钧最终拒签和约。他日后在回忆录中这样谈及缺席签约仪式的那一天：“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作为风暴眼中的外交官，他无法像国内民众一样欢庆拒签，而称其为“悲惨的日子”，此中情绪一言难尽。不过正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卓绝努力和最终拒签和约，为他奠定了作为爱国外交官的基本历史地位与正面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