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后再来看中日甲午战争

● 一场战争，有战场上将军与将军的对抗，士兵与士兵的交锋;有背后兵力武器的比较，排兵布阵的博弈;有后方皇帝大臣的运筹帷幄，国与国之间的合纵连横;这里面有铁与火交织的暴烈场面和人类智力较量的最高表现。这是一场战争的正面。

● 战争还有另外一面，它躲在并不广为人知的历史幽暗角落。12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中日甲午战争，它的另一面或许意味更为深长。

一、日本间谍跑了

1894年8月29日，烟台开往上海的连升号商船上，有一个冒充中国人的日本人叫宗方小太郎，他是正被清廷通缉的日本间谍。登船之前，他“虽知事已败露，进退两难，但毋宁进而失败，遂决心断然登上连升号”。不料上船后宗方小太郎才发现，船上认识他的华人居然有6人之多，其中包括南京长江水师把总蔡廷标。

几番思量，他决定主动去找蔡廷标，这让蔡大吃一惊。宗方不慌不忙地说：“两国已经开战了。”蔡冷冷答道：“真的吗?我还没听说呢。”

“幸好我只是儒生，在国内没有官职，依旧得以放浪于山水之间。如今准备暂时回上海，以避纷扰。” 宗方小太郎继续试探蔡廷标，蔡直截了当答道：“你很危险啊。你的生死就在这条船上。你没有听说官府悬赏数百金通缉你吗?”

宗方不动声色，问蔡廷标是否可以不告发他，蔡说：“当然，一旦别人知道你是日本人，恐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有了蔡的掩护，宗方得以一路过关。

此时的宗方，已经顺利完成日本海军省交给他的情报任务。从1894年6月宗方奉命赶到烟台，到8月29日离开，他多次伪装成中国人，孤身潜入烟台、威海卫，刺探炮台要塞和北洋舰队活动情况，绘制布防图。宗方发现，威海卫炮台的主要防卫力量面对海上，而后方防卫薄弱，这为后来日军进攻威海卫采取先登陆再绕行后方攻击提供了情报依据。

一个为日军最终取胜提供了关键情报的间谍，身为水师把总的蔡廷标，就这样把他轻易放走了。这在今天，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对于当时日本间谍如何笼络人心，民国撰写的《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888年，19岁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在汉口遭到水匪打劫，最后居然与匪首赵某相谈甚欢而被放走。藤岛与赵某分手之后，赵某被官府抓获，藤岛闻讯连夜赶往救援，赶到时赵某已被枭首。藤岛冒险盗回赵某首级，被看守一路追赶到江边，仍不放弃，把赵某首级绑在腰间纵身江中逃逸。最后藤岛把赵某首级掩埋，再通知赵某手下去挖掘，此举让赵某手下感激涕零。该书作者钟鹤鸣由是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在日本间谍组织乐善堂(宗方小太郎即其中骨干)的《外员探查须知》中，即规定探查人物主要包括：君子、豪杰、长者、侠客和富者，并特意强调“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不能算“豪杰”。由此看来，蔡廷标放走宗方，或许真有“讲义气”的成分?

今人或许还有疑问：国难当头岂能讲“个人义气”?但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甲午中日战争只是皇帝和李鸿章的战争。1895年2月16日，北洋水师投降日本的第三天，道台牛昶昞致信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请求返还广丙舰，信中写道：“此舰属广东舰队，……广甲、广乙今已沉坏，粤东三舰只残广丙一舰而已。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若沉坏其全舰，何面目见广东总督?愿贵官垂大恩，收其兵器铳炮，以虚舰交返，则感贵德无量。” 牛昶昞遭到伊东拒绝并斥责，此信后来在日本报纸登出，日本人皆视为奇闻，加以嘲笑。道台尚且无国家观念，区区水师把总放走日本间谍，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1894年9月7日，宗方到达上海，换西服改乘英国商船离开，11日抵达长崎，16日收到日本战时大本营的“天皇赐予特别破格召见”的内命。10月4日，因为情报成绩卓著，宗方在广岛大本营受到天皇召见，历时两小时之久。

宗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刺探情报的间谍，为考察中国国情，他曾徒步游历中国北方九省。在广岛战时大本营，他完成了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宗方写道：“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随后陆续占领安东县、金州，设置民政厅，发布安民告示。其中一则安民告示名为《开诚忠告十八行省之豪杰》：“……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这篇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旗号的“檄文”，作者便是宗方小太郎。宗方还告诫日本军队，要在占领地施行“仁政”，以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日本金州行政厅陆续发布《金州城行政规则》、《金州通商规则》、《大日本帝国军本营示》，宣传和律令双管齐下。

“当新任命的日本行政官员接管城市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公平有序的政府管理下生活。”据当时在营口的苏格兰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观察，占领区百姓从一开始生怕落到日本人手里，慢慢平静地接受了现实。他在回忆录《奉天三十年》中写道：“有几个因为日本人压迫中国人而受到惩罚的案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卫生状况明显改善;街道整治工作有力地进行;主要街道两旁的路灯也竖立起来。”

只是，这样的“仁政”，真的可以由一个侵略者带来吗?

二、屠城后的公关战

1985年，史学家戚其章在《东岳论丛》上发表了一篇《旅顺大屠杀真相考》，文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旅顺大屠杀研究不多，资料收集工作也做得很不够。建国后发表的唯一揭露日军在旅顺疯狂大屠杀的资料，是英国人詹姆斯·艾伦写的一本《在龙旗下》。此书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译本……”

2001年，戚其章又在《东岳论丛》上发表了一篇《旅顺大屠杀真相再考》，根据戚的考证，1894年11月21日到24日，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两万余人，且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有组织进行的暴行，元凶是当时的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给国际社会留下文明战争的印象，日本批准了外国新闻媒体随军记者17人，其中有欧美著名的《纽约世界报》、《伦敦时报》、《黑白时报》等大报的记者。日军刻意的表现，也确实给西方记者留下了他们想要留下的印象。

“日本兵对勇猛抵抗的清国俘虏表现出仁厚的优待，对病人、负伤者给予人道的治疗和安置。日本民族的仁爱心在这场战争中被展现给了世界。而清军之残酷刑罚令人悚然，对日本俘虏斩首、断肢、切睾，实乃野蛮人之行径。”法国记者卡雷斯考和拉露两氏在报道中写道。

“他们(日军)是一支沉默的军队，部队在行进中始终保持肃然寂静，没有奏乐，没有旌旗招展，没有喧哗，组织井然、军势威严、沉默有序、疾进向前。”美国《纽约世界报》随军记者克里曼感慨日军的诸多优秀之处超出想象。

但这样的“良好形象”并没有维持太久。1894年11月24日，在旅顺大屠杀的枪弹声中，克里曼写下了一篇长篇通讯，“日本现已跌去笑脸，现出原形”，“自得旅顺，日本即露其真性”。

“我见无头死尸一具，其头离开二三码。有一狗将尸颈扒啮。日本巡防兵注目而视，哈哈大笑。我又见一白发无齿商人，死在自己的铺子门限边，腹破肠出，铺则为日兵抢劫一空。又见一死妇人，备极哀惨求怜之状，压在一垂死被屠男尸之下……有一老妪，是为该处屠尽所独剩之一人，满面皱纹，四肢孱弱，在尸林间且行且颤。噫!妪将何往?并为何来?”克里曼这篇通讯，几乎全文皆是类似描述，“目睹其情形，惨不可说”。

限于当时条件，这篇通讯并未能及时发出。12月11日，克里曼回到日本横滨，向《纽约世界报》发去短文电报。12日，电报内容被刊登在报纸最醒目的位置，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哗然。

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名誉将完全毁掉。”陆奥急电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

考虑如果要调查这次大屠杀，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都将负责，不仅接替人选有困难，影响士气，而且政府也有可能遭到军部的反击，伊藤博文最终指示陆奥：“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

16日，陆奥指示日本驻美公使粟野，给《纽约世界报》送去日方声明，辩称：1、清兵脱去军服穿民服潜逃;2、日军杀死穿民服的人，大部分是伪装成平民的清兵;3、当时住民在两军交战前已经离开战地;4、少数残留清兵向日军开枪顽抗;5、清兵虐待日军俘虏，激发日兵愤怒;6、日军一贯严格遵守军纪，不肆意滥杀;7、各国随军记者斥责美国记者克里曼歪曲报道;8、旅顺俘获的355名清兵俘虏受到良好对待，两三日后将送往东京。

这则声明在《纽约世界报》17日头版刊登。其他报纸相继转载，由于克里曼的独家新闻缺乏其他信源支撑，新闻真实性遭到质疑。被日本政府买通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纷纷发表文章，指责克里曼虚假报道。

19日，克里曼通过旧金山、温哥华两路寄出的长篇通讯原稿终于到达了《纽约世界报》编辑部。20日，《纽约世界报》用了头版和三版大篇幅刊登该文，详细报道了旅顺屠杀的整个过程，包括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部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与外国记者的对话。这让旅顺屠杀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大新闻，各界名流纷纷谴责日本的野蛮行径。

日本开始发动本国媒体对克里曼进行大肆攻击，批判一直进行到1895年3月马关和谈中日休战为止。1895年1月8日，克里曼不得不离开横滨回到了美国。

而当时的中国只有寥寥几家西方人办的报纸，受清政府限制，没法随军采访，根本谈不上真实及时，遑论影响国际舆论。整个过程中，清政府始终一言不发。

“旅顺虐杀事件以日本三缄其口、迅速处理虐杀现场、安抚救济住民、公开否定国际舆论，以及清国朝廷的沉默而告终。事件没有留下多少人证和物证，致使百年以来旅顺虐杀事件犹如云山雾罩，成为难以彻底清辩的历史事件。”历史学者宗泽亚在《清日战争》一书中这样写道。

对清政府来说，即便意识到国际舆论可堪利用，也不懂得如何利用——当时的政府和民众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

三、红十字会的初次见面

“赤十字社中医生及看护妇之驰战地者多至十万人，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仆者，便不分畛域，一体留医。”这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申报》的报道，文中“赤十字社”是日本的红十字组织。

敌我双方一视同仁是红十字会的宗旨，但在中国人看来，赤十字社的行为简直无法理解，震惊之余，更感难堪。

当时日本军队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战地救护体系，从队属卫生员、卫生队到野战医院一应俱全，医疗水平在西医的影响下也有了长足进步。而清军的救治体系几乎形同虚设，只有数量极其有限的中医负责救治伤员，且不擅长外科手术。士兵受伤，往往是发些银两，让他自己去寻找医所求治，完全成了个人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