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背后的朱军

很少见到这样的朱军——脸有点肿，眼圈有点黑，伴着咳嗽，看起来很疲惫。

“我今天早上5点才睡。”他说，“一直在和团队讨论新节目的事儿。”

“什么样的节目?”

“现在还不能透露，只能说是全新的，从舞台设置到节目模式，都是全新的。”他停顿半刻，说，“到了我这年龄，是该做更多有分量的节目了。”

这两年，朱军雷打不动地主持着春晚，在按季播出的《艺术人生》坐镇，在音乐节目里当了回“导师”。今年“十一”假期，他又主持起《中国民歌大会2》。这档民歌节目播出8期，收视率稳居同时段冠军，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3.4亿，朱军个人发起的节目子话题阅读量更是达到了9.4亿。对一个没有明星参与的节目而言，实属不易。

看起来已经在主持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了，朱军却说：“我依然在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或者叫适合自己的方向。”他也想过停下来。“我经常给自己宽慰，行了吧，春晚恐怕也没人能破你纪录了，21年，够了。现在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也可以了，洗洗睡了也无所谓。但转念一想，我才五十出头，就在这等着退休?观众饶不了你，自己可能也饶不了自己。所以还得往前奔。”

坚持不容易，大成靠平台

往前奔的动力，一部分来自于危机感，而且是复合式的危机感，各种焦虑情绪在知天命的年纪交织而来。

儿子今年中考，他焦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告诉他。孩子的压力我能感受到，他焦虑我也焦虑，但是你又不能给他撤火，说孩子没关系，考成什么样都行。他不行!社会就是这样，不读书不行!”他想让儿子别学了，又觉得会把孩子害了;但看着儿子这么学，同样感觉在害他。“真的没办法，只能等他学一段后带他出去玩一会儿，让他精神上放松一点。”

面对媒体形势的剧变，他也焦虑。今年他特地数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央视的主持人，如今就剩他和张泽群，身边的搭档有的功成身退，有的转战幕后。“坦率讲我们都有诱惑，好多橄榄枝伸过来，那家伙，都诱惑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是高薪什么的。要坚持不容易啊，但是我特不愿意说得了便宜卖乖的话，大成靠平台，我站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这也是幸福的一种。”

《艺术人生》迈入第十七个年头，他更焦虑。他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亲眼看着它经历起步、辉煌、质疑和瓶颈。今年，《艺术人生》的播出频率基本上是一个月一集，“随着播出年限的推移，节目的老化，嘉宾的枯竭，《艺术人生》再做下去也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朱军说，“审美的疲劳是不可逆的。”

对朱军来说，《艺术人生》的意义重大而又复杂。2000年刚做这节目时，娱乐圈的浮华风气才有点苗头，“很多年轻人觉得去参加一次选秀、一个PK就功成名就了。我就想通过讲老艺术家或者成功明星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他们背后必然的智慧和努力”。节目里，他用一包黄土弄哭了陈凯歌，解开了孙悦对父母离异的心结，让陈坤吐露对去世姐姐的愧疚……还有常香玉、傅彪、陈晓旭，都把人生最后的亮相献给了《艺术人生》。节目收视率始终位居央视前三，“最火时一期嘉宾可以成为一个星期的话题”。2005年前后，朱军因为《艺术人生》拿遍了全国所有的主持人奖。

但节目也让朱军几次陷入质疑的漩涡，其中就包括对他美化嘉宾和过度煽情的批评。前段时间他看到一篇文章，大意说《艺术人生》太过于包装化，把嘉宾的毛病、缺点统统掩盖掉了。但朱军觉得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给一些嘉宾做节目时，对方有一句话若说得不合适，他会提醒一下：能不能重说一遍?“我觉得这是一个公众媒体的节目，一定是要具有教化和引领作用。”

“有想过终结这个节目吗?”

“到目前为止也没说停播，但我希望自己还有节目组能冷静下来，沉淀一下、梳理一下。”

打从心里，朱军并不想停掉《艺术人生》，或者说这个节目已成为他的某种使命。“我们努力建立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档案。每当有老艺术家谢世，我看到《新闻联播》上用的都是《艺术人生》当年的资料时，心里就会有一份危机，真的想在他们有生之年把最精彩的故事留下。”他始终记得2003年，豫剧大家常香玉上《艺术人生》，特别动情地对他说：“我是来谢幕的。”

那一刻，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感动和沉重的责任，直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聪明人肯下笨功夫，就没有成不了的事”

年轻的时候，压力一大，朱军就邀三五好友喝一场大酒，彻底把自己灌醉，睡一觉起来一切也就都过去了。“但现在不行，胃也差了，不敢那么喝了。”如今，他排解压力的方式，是画画。

他中学开始学画，后来到处奔波也就放下了。12年前，他终于在北京买了房，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买了点笔墨纸砚放那，闲来没事就拿起来画，突然觉得内心的东西并没有走远。”

他成了范曾的关门弟子，但拜师过程颇为曲折。范曾先是屡次拒绝，之后又布置了许多费工夫的作业，诸如临摹《八十七神仙图》《屈原远游图》等。后来朱军问师父为什么接纳了他，范曾回答：“因为这些都是需要下笨功夫的作业，你在主持这个行业干到这份气象说明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肯下笨功夫，就没有成不了的事。”

现在，师父的话成了朱军自我鞭策的警句。“03、04年的时候，我的节目、事业都特别好，内心就开始得意起来。”2004年的春晚，在最后零点时，朱军把猴年说成了羊年，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误。“那个年过得特别不好，但我越来越觉得，老天爷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有一丝懈怠，要下笨功夫。”

“我特别浮躁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不舒服。有几次，我就去到刚来北京时租住的那个地下室，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地下室里来来往往，我告诫自己，20多年前，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冬天没地方洗澡，只能把手臂洗干净，脖子擦干净去见人。现在日子好了，有车有房，内心就不安稳了?你不还是那个朱军吗?今天的你跟昨天没什么区别。这样跟自己说说话，人就冷静了。”

朱军与范曾

画画，让朱军变“笨”，也让他找回了许多记忆。他画了大量人物画，主题大多与藏区有关，那是他年轻时最深刻的经历。朱军生长于西北，17岁入伍当兵，跑到青海的海北州农场支农。农场很大，人站在田地这头，那一头就是地平线。每天给4行油菜除草，一上午从这头走到那头，一下午从那头走回来，一天就结束了。

“当时部队没有营房，我就住在一个藏族老阿妈家里，跟她生活了3个多月。后来她听说我们要走，天没亮就起床了，给我下了一碗青稞面。藏族的青稞面不是用擀面杖做的，是用手一条一条搓出来的，那一碗面我吃得特别香。这碗面就是她对我的不舍和祝福。”朱军有幅名叫《雪中祈福》的作品，画的就是这位房东老阿妈，他说：“画画时想起藏区里的时光，就觉得安静。藏人内心很从容，按时髦话讲，他们心中有诗有远方。在这样一个匆忙的社会，那样的眼神特别珍贵。”

主持节目时熙熙攘攘、灯光闪耀，画画时关起门来安安静静，这两件事在朱军的生活里相互补充。“工作这么多年，我很多棱角被磨平了。我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磨成一块鹅卵石，但生活不经意就会让你这样。所以画画就是我铺开宣纸发泄所有情绪，记录所有回忆，找回自我的东西。”

“生活给我上了那么大的课，内心变得很丰富”

不论是央视还是地方台，今天人们说起主持人，想到的依然是十几年前活跃的星光灿烂的那一代。为什么新主持人越来越难脱颖而出?朱军说有两个原因：“从大方面讲，媒体环境不一样，我们那时比较单一，人们回家只能看电视，主持人容易出名;从小方面看，人的经历不一样，我年轻时干了好多事，真的特感谢那段时光，生活给我上了那么大的课，内心变得很丰富。”

对朱军来说，第一堂课就来自于家庭。“我小时候捡了一个雪花膏的瓶子，拿回家洗干净摆着，还挺美。我妈看到后打了我一巴掌，说：捡来的都不是你的，真喜欢自己去挣!”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让朱军成为拼命又谨慎的人。

1993年，早已在甘肃家喻户晓的他开始北漂，住过地下室，坐过冷板凳，在央视每天打水、擦桌子、递盒饭;1997年他第一次主持春晚，直到直播开始也没敢和家里说自己要主持;压力最大的几年，他梦到过话筒不见了，或者节目快要开始了，半夜惊醒披上衣服就往外跑……“人家开玩笑说你要是想累的话就去电视台，那里拿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干我们这一行，你只能拼命，只能时刻准备着，就这样你也未必能赢。”

过程要一丝不苟，但结果可以淡定看待。“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在意外界评价的人，这可能和个人经历有关，我很小就经历过很多同龄人不可能经历的事。”年轻时，他随着部队执行特殊任务，看到许多生命无常，“中午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下午执行任务就没回来，再见到就是一捧骨灰”。这些都让他对成败、得失有了更坦然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备受争议的那几年，他还是有了些波澜。他一面让自己多点“阿Q精神”，让想法积极起来;一面也自我提醒：做人要低调，不要当孔雀。“云南人把那种特别张扬的人叫孔雀。孔雀开屏时，你在正面看特别美，到后边就不能看了是吧。人也是，你尾巴搭着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尾巴翘起来了，美是美，但也把最隐私、最丑陋的东西全撅在外头了。”

这些年他开画展，从北京一路开到台北。画展名字原本想用“若木”二字，因为“折若木以拂日”，霸气、逍遥。范曾看到后问他：“若木?你想干什么?”朱军回过神来，把若木改成了杜蘅，那是种很不起眼的小草，少可入药，多可致毒。

他说：“杜蘅挺好，有着丰富的功用和顽强的生命力，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