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和张艺谋的争吵与默契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liao   发布时间:2014年07月31日 05:33

做事情要有胆量才行

陈其钢和张艺谋的合作最早源于2000年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当时的新闻现在还能在网上搜索到——陈其钢在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媒体:“几个月来北京媒体在《大红灯笼》舞剧报道中对音乐的忽视,我当然是不满意的。比如今天在网页上我看到不少文章说:张艺谋‘大红’剧的音乐如何如何、舞蹈如何如何……究竟是谁写的音乐?是张艺谋写的吗?写这类文章的人素质低得令人吃惊。”

现在他觉得自己那时候把“我”看得太重要了,“想起来都脸红”。可是他是个“说大实话的人”,这点一直没变。

后来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总监,依然是和张艺谋合作,他不是一个言听计从的服从者,艺术家的孤傲在他身上尤为明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很爱争论”。奥运会筹备时期,他和张艺谋会有近于“骂街”式的争吵,最后张艺谋说:“不管你是谁,要不就别干了,要不就执行命令。”

他创作的《我和你》后来被奥组委定为奥运会的主题曲,这不是一首人们期待的慷慨激越的运动会歌曲,但数年过去,那个优美的旋律似乎浸润到了人们心间。陈其钢说:“跟其他奥运会歌曲都不一样,变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品牌标志,做事情要有这个胆量才行,对自己的追求要执著,要不计后果。”

他和张艺谋的合作并不受争吵的影响,一路延续了下来。《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归来》的配乐,都由他来完成。

合作这么久,他慢慢“懒得争了”。创作上,他也会给导演更多选择,“是煽情,还是清淡,还是客观,有时候我们给导演三种选择,一种是冷冷的,一种稍微推动一点,还有一种是给力的”。说是服从,不如说是职业的态度,但是他又把话说回来了:“但无论用什么方式合作,都不能丢掉自己的追求,不然你做和他做有什么区别呢?”

三部电影配乐,他都有遗憾。《山楂树之恋》主题曲是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山楂树》;《金陵十三钗》主题曲是根据民间小调《无锡景》改编的《秦淮景》;《归来》主题曲是根据《渔光曲》改编的《跟着你到天边》。他说:“其实,最佳选择应该是做原创,而不要考虑谁喜欢谁不喜欢。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好影视创作,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好莱坞,留下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原创,靠原创音乐给电影带来了生命力。因为某首歌脍炙人口,所以改编一个,让它有速效,还是很遗憾的。”

那些沉沦的人

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书里写的是知识分子陆焉识在波云诡谲的时代下颠沛流离的一生。故事的背景正是“文革”。

“文革”开始那年,陈其钢14岁,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一下就被卷了进去,“所有人必须参与,这叫表明你的立场”。

他清楚的记得,1966年的8月,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前院,从美院、戏曲学院、音乐学院来的各个艺术院校的人聚在一起,高干子弟带头辩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还小,只能站在旁边听着。

《归来》里冯婉瑜的女儿丹丹,是最底层的孩子,“她的父亲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陈其钢的父亲是书法家陈叔亮,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类人,陈其钢说自己那时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那个年代对革命者来说或许激情万丈,但对身在倒数第二层的他来说并不好受,“我是真正被卷入这场血雨腥风中的孤儿,当你不是工农出身的时候,被革命是很难受的,时刻要躲枪,想着不要犯错误。即使这样,还是要受批判”。

从小家庭环境优越的陈其纲不懂得说假话,同学贴大字报叫他“反动言论家”,“连着受了三次批判,三次之后我老实了,因为你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什么前途都没有了。惟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明哲保身、少说废话”。

运动越来越惨烈,在广场上辩论的高干子弟也进了监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离了中国内地。陈其钢的一个同班女生被逼成了神经病,一个吹大管的学长被关起来惨打,后来远赴日本,开了间餐馆……

但是在“文革”中,好学的他对于音乐学习并没有被荒废,反而打开了一道口子,“我是在音乐环境下经历了这场革命,和我后来的大学同学不太一样。”教课的老师成了反革命,没有了昔日的尊严,“你让他教他就教,让他说他就说”。

1964年,陈其钢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国家提倡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在学校弹钢琴都是弹当时创作的革命乐曲,西方的音乐是不准听的。到了“文革”,老师家的唱片、乐谱都被抄了,堆在一个仓库里,时间一长,仓库门就被撬开了,大家都进去拿,“成堆的谱子啊,听到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简直像天上飘来的仙乐,我们如饥似渴啊……”。

“文革”结束后,陈其钢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那一班同学现在说来个个名声赫赫,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刘索拉、陈怡……后来陈其钢又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赴法深造,成为了当代著名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关门弟子。

陈其钢说:“我们这一拨人算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阅历和感受,就没有后边的一切。当我们说这段经历很丰富的时候,那些沉沦的人一定会很生气。丰富个啥,很多人就这么完了,上山下乡,跟当地农民结婚,在那儿生孩子,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或者返城当工人,没好好上学。”

与这话可堪对照,《归来》里的丹丹,最后放弃了芭蕾舞,成了个普通的工厂女工。

Q&A

BQ:你提到常石磊对《跟着你 到天边》的演绎是有一种贵族气的,其实现在很多音乐家喜欢强调自己接地气,而不是说自己有贵族气。

CH:接地气干嘛呀!那就是投其所好,对吧?说得透明一点,就是要快速成功,让完全没有音乐基础的人很快理解。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即便那是通俗音乐,也一定要是高贵的,而不是低俗的。

BQ:但是电影是一个大众产品,你会不会考虑怎么让自己的创作让更多人听懂?

CH:这个太多人考虑了,这可能是制片方、投资方、创意方、导演要考虑的,因为他们承担的压力太大了:最好这个片子能挣钱,连着几个片子都不挣钱可能就没人投了,就做不下去了。这和音乐非常不一样,无论如何我是做高雅音乐的,绝对不做低俗的东西。我的主业不是通俗。长时间在古典音乐、现代音乐、管弦乐里头生活的人,去写一个歌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就是几小时的事儿。不像我们写管弦乐上来就是四个月、六个月、一年,旋律、音色、和声都要考虑。为什么那么多业余歌手没有学过音乐都可以写歌曲,那是一种感觉,感觉好了就写出一个调调来,当然不难。写歌词对我也相对简单,爸爸是书法家,从小我受到古典文学的影响和熏陶,,经常在写文字,写个歌词,不难。比如,这是最近我为自己在农村的书院写的对联:雨境通幽启聆处,黎遇达明净心人。横批:悟妙留声。无论声韵,平仄还是对仗都要讲究。

BQ:对你来说,创作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CH:创作本身是很难的,但二度创作就简单多了,《跟着你到天边》是根据《渔光曲》二度创作,那很简单。而原创是你啥都没有,要从零开始,去结构第一个音,成千上万的音的作品,一般来说,写通俗歌曲的不会理解,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为什么说高贵呢?它必须是从小的学习、磨炼、经验的积累,成功失败,逐渐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不是当个歌星那么简单,跟李代沫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BQ:你的同班同学刘索拉说,你们这一代经历“文革”,但说你们的音乐是不诉苦的,你认同吗?

CH:我认同。但音乐界有诉苦的人,比如王西麟,他的音乐一直在诉苦,在控诉,可是我们这一堆人里头没有这样的人。诉苦与否是个人的选择和艺术取向,没有高下之分。但我个人不认为政治诉苦是音乐本身的职能,音乐不要贴革命标签、诉苦标签,无论什么标签贴上去以后,都给音乐带来一些不够纯洁的功利的因素。

BQ:音乐本身的功能是什么呢?

CH:我觉得音乐是实实在在的心灵反馈。比如说我是一个唯美的人,我不强迫自己写很亢奋的东西。我是有一个忧郁的人,我也不强迫自己写快乐的东西。音乐是心灵的窗口,而不是自我宣传和标榜的工具。

BQ: 你是什么时候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最开始你去法国留学,那时候说想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音乐家,什么时候突然醒悟了呢?

CH:那时候就跟小孩一样,不懂。没有突然醒悟这件事,这个醒是逐渐去悟,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你一直在探索,一直要有好奇心。对音乐语言、对音乐技巧,对人的思维,有时候对大自然,或者对于社会,对于历史,都要有好奇心,完全没有的话,就停滞不前。我很有好奇心,我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虫子,我都停下来看半天。但是我对很多事儿没有好奇心,什么新鲜事物、旅游,我一点好奇心没有。很累。所以我觉得在农村呆着,远离这个社会,我觉得很舒服。

BQ:你在浙江山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CH:那儿是一个贫困山区,有一个书院叫躬耕书院,是杭州龙井草堂老板建的一个立志于农村公益教育的书院。我从2013年的4月开始,已经住了一年多了。在那儿生活你才知道,有些农村已经被整个社会抛弃了,很多家庭娶不起老婆,四千块钱买一个老婆,老婆买来了,生一个孩子,然后又走了。大多数父母,年轻一点的都进城打工去了,所以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家庭教育非常缺失。村里没有学校,要到乡里才有学校,到学校要走六个小时。他就想建立一个书院给当地农村的孩子们补学,他很向往过去乡绅的那种体制,村子里的孩子可以上学,至少有老师在教书。他是做餐饮起家的,所以他引导当地的农耕,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自已养鸡养猪,自己种自己吃,这才是神仙的日子,空气也好。我在那只管写东西,没别的。远离浮躁的人群,远离庸俗的社交对我是一种解脱。我从1995年到现在,写作没有这么高效率过。

BQ:你最近在写什么作品?

CH:刚写完一个小号的协奏曲,还有一个管弦乐的协奏曲,在雨黎去世以前我没完成。他去世,我也不想继续做下去了。可现在时间长了,就接受这个现实吧,而且回过头去看那个草稿,基础还是不错的。

BQ:这些作品有主题吗?

CH:没主题,自己有自己的感觉吧。一般都是委托创作的,拖了太多年了,欠债欠得太厉害了。虽然是委托创作,都是自己要写的,西方的委托创作和中国的给你出一题目让你写完全不一样,你愿意写个东西,委托方不会在风格上、内容上有任何约束。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国内的委约,是因为要这样写那样写,那还是我吗?

BQ:这些作品里面有中国元素吗?

CH:不一定,将要写的没有。

BQ:“中西合璧”好像是你的标签。

CH:中西合璧,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你就是中国人,除非有些人,想证明自己不是中国人,坚决不当中国人。特别不能理解,有些人在中国接受了四五十年的教育,怎么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又不代表政府,是中国文化和传统里走出来的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情有独钟。古琴、古筝、二胡、笛子、琵琶,空间很大。它的特点太鲜明了,我们在中国的环境里没意识,觉得二胡拉得惨惨的,有什么特别的呀。简直特别透了。你到任何一个其他文化找这个东西,没有!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特点,这就是特点。不要说去找寻什么,挖掘什么,甭挖掘,就在这儿呢,摆着呢,你都不会用。我是到国外以后才意识到,很多东西就在眼前。

BQ:你关注你其他同学,比如谭盾、郭文景他们的动静吗?

CH:我听说郭文景在搞歌剧。歌剧我不想写。首先,我自己还不具备把控如此复杂的综合艺术形式的能力,2005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委托我写一部大型歌剧,最终我坚决放弃了。歌剧里又有管弦乐,剧本、又有歌词,又有演唱、灯光、服装,太复杂了。况且,我也不喜欢这个拖拖拉拉的形式,一句早就明白的话能唱5分钟,我看不下去,包括伟大的瓦格纳的歌剧,看一半就要睡着了。我个人没兴趣。其次,歌剧牵扯到剧本,如果是中国的委托创作,肯定得改,在艺术上,我不喜欢妥协,改到最后不知道是谁的作品,能烦死你。一个妥协的产品,一件仅仅为了“功名”而做的事情,对我毫无价值。

BQ:那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CH:单纯的东西,单一的形式,任由我自己天马行空的创作,其实这种单一的东西最宽广,给人以最大的想象可能性。这也是纯音乐相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包括音乐形式的最大神性。一有词,一有剧本,想象空间就大大缩小了。

12-10 21:13   BY liao
关键字: 陈其钢 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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